奮起：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反日運動（1927-1937）

{{ _getLangText('m_detailInformation_goodsAuthorText') }}周斌

{{ _getLangText('m_detailInformation_goodsPublisherText')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6年08月03日

ISBN：9789620459474

內容簡介

本書系統考察了在1927年至1937年中日民族矛盾逐漸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組織反日運動的緣起、發展、變化及其影響。通過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視角，本書全面展現了中共反日反帝政策與策略的演變，地方黨組織和基層黨團員對反日運動的不同反應和調整，中共領導的反日團體的組織變遷及其活動，中共在反日運動中與國民黨、青年黨等黨派的關係，以及反日運動的社會反響等，從而揭示了這十年間中國反日運動的豐富而複雜的面相，以及中共在政治上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演進邏輯。

==========

作者簡介

周斌，湖南益陽人。2003年7月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專業研究方向為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出版專著《輿論、運動與外交——20世紀20年代民間外交研究》，合著《裂變與重構——人民共和國的創世紀》《當代中國革命史研究》。先後在《近代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抗日戰爭研究》《安徽史學》《軍事歷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近30篇學術論文。主持或參與多項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曾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

名人推薦

1928年後，隨著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對日本侵略的群眾運動也日益高漲。從濟南慘案後的反日運動、“九一八”“一．二八”時期的抗爭，到“反日統一戰線”初倡、華北事變後的學生運動，再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中國共產黨一直站在反對侵略的第一線。該書對此做了清晰、準確的揭示。難能可貴的是，全書既有大的脈絡的爬梳，更注重微觀個案剖析，使歷史呈現出生動、豐富的實踐面相。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道炫

此著頗具新意。一是拓寬眼界，把中共的活動置於國統區各黨派的相互關係中考察，強調全民族抗戰視野下中共抗日活動的成功是多種因素的合力，呈現出了歷史的複雜性。二是沒有把中共在白區工作的經驗與教訓慣性歸因於共產國際影響，更強調中共地方組織的能動性，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產生的具體闡釋。三是強調中共組織不同區域、層級的差異性，突出革命的艱苦性及不斷成長性，強調中共從幼稚到成熟的發展之路，真實可信，令人信服。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江沛

==========

序/導讀

緒論（節選）

時光飛逝，從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已有一百餘年了。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由小到大，由弱變強，領導中國人民先後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取得這些輝煌成就，並非一帆風順，而是來之不易，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用鮮血、汗水和淚水寫就的，充滿著苦難和輝煌、曲折和勝利、付出和收穫，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不能忘卻、不容否定的壯麗篇章”。 [1] 習近平在回顧黨的奮鬥歷程時多次強調 ,“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2]；黨由於始終堅持“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才能在極端困境中發展壯大，才能在瀕臨絕境中突出重圍，才能在困頓逆境中毅然奮起”。 [3]這裏的“奮起”二字，反映了共產黨“為人民守初心”，百折不撓、迎難而上的精神，濃縮了中共革命遇到困難、戰勝困難的過程，而更顯中共革命的偉大。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遇到的第一次生死攸關的挫折，莫過於 1927 年大革命失敗，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從 1927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 31 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 2.6 萬多人。 [4] 在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低潮、革命前途岌岌可危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勇敢地獨立高舉起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旗幟，重新集合起來戰鬥。從1927 年八一南昌起義至 1937 年七七事變，中國共產黨先後實現了兩次歷史性轉變，第一次是由北伐戰爭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第二次是由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其間，中國共產黨屢遭挫折，但屢次奮起，逐漸找到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理論和道路，開創出中國革命嶄新的局面。有鑒於此，有學者稱這十年為中共歷史的“關鍵時期”，並不為過。

史學界以 1927 年至 1937 年為一研究時段，在民國後期即已開始，當時稱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十年時期”，新中國成立後隨著“革命史觀”的確立，遂改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其意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內戰時期。這一概念的提出，極大地推動了史學界對這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但也容易產生一些認識誤區，即忽略中共除了土地革命、反國民黨統治鬥爭之外的其他活動。有學者總結改革開放後十五年間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史的研究成果，認為取得了八個方面的重要進展：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武裝起義和革命根據地、紅軍長征、遵義會議、西安事變、白區鬥爭、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 [5] 這八個方面多與中共的土地革命、反國民黨統治的鬥爭相關，側重於反封建革命，而對中共反帝革命的關注相對較少。

事實上，中共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之後，雖主要精力在於土地革命為主體的反封建革命，但始終未忘記她實現民族獨立的使命。 1928 年 7 月，中共六大明確提出“推翻帝國主義及土地革命是革命當前的兩大任務”，並將“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列為“十大政綱”之首。 [6]而在這十年間，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逐漸由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中日民族矛盾。日本因推行大陸政策，欲蠶食中國為其獨佔的殖民地，先後製造或發動了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華北事變等，使中國逐步陷入嚴重的民族危機，也激起了中國人民一輪又一輪聲勢浩大的反日運動。就在濟南慘案發生後不久，中共就發表《反對日兵佔據山東告全國民眾》一文，呼籲全國工農及一切被壓迫的群眾“不畏一切的奮起作此艱苦卓絕的鬥爭，一面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面剷除民眾運動的障礙物——國民黨及其政府”。 [7]此後，中共中央又多次指示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切實領導當地的反日運動，堅決貫徹黨的反帝反封建綱領。

當時，中共要實現領導反日運動的目標看似簡單，實屬不易，面臨著諸多錯綜複雜的難題。由於反日運動多發生在人口比較集中、國民黨的統治相對嚴密、列強也有著較多利益的大中城市，而且國民黨尚以“革命黨”自居，容許反日運動一定程度的發展，並力圖控制其領導權，既迷惑一部分群眾認同其統治的合法性，又防範中共插足反日運動，這都加大了中共反日工作的難度。中共往往需要妥善處理與國內各階層人群的關係、反日與反國民黨的關係、反日與反一切帝國主義的關係，其背後牽涉黨的革命方針、統一戰線及反帝政策的變化。因此，這十年間中共的反日運動也“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其影響從小到大，最後推動了全民族抗戰的形成。考察中共反日運動遇到難題、解決難題的過程，對深入認識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豐富面相，揭示中共在政治上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規律，理解她為何能實現從第五次反“圍剿”之失敗到抗日戰爭之興起的歷史性轉變等，具有重要的意義，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

1927 年至 1937 年中國共產黨的反日運動豐富多彩，從地理範圍而言，涉及革命根據地（蘇區）、國民黨統治區和東北淪陷區三個方面。本書之所以選擇國民黨統治區中共的反日運動為研究對象，有兩點考慮：一是反日運動多發生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人口較為集中的大中城市，該區域階級關係複雜而使運動形式多樣化；革命根據地多為農村，雖也有反日運動，但形式相對單一，多表現為蘇維埃政府領導下的反日反帝宣傳活動。二是東北三省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被日軍佔領，成為偽滿統治的淪陷區，學界對 1932 年至 1937年東北淪陷區的反日運動包括義勇軍的抗日活動已有比較充分的研究。鑒於此，本書主要關注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反日運動，但並不完全割裂其與蘇區、東北淪陷區的聯繫，當其影響波及蘇區或者中共對東北淪陷區反日運動的指示關係到白區時，也是本書的考察內容。本書的主要內容大致分為如下七個方面。

第一章“中國共產黨與濟南慘案後的反日運動”。 1927 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共獨立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日、英、美等國對廣州起義的干涉，讓中共重新確立了徹底清除列強在華勢力的反帝政策。 1928 年濟南慘案發生後，中共的反日運動對外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內則與反軍閥反國民黨的鬥爭聯繫起來，融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目標為一爐。在歷時一年多的反日運動期間，李維漢、任弼時等人負責的留守中央、六大後的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黨組織、基層黨員，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也存在過分強調反日運動的階級鬥爭意義、排斥中間勢力等不足之處，離領導反日運動的既定目標尚有一定距離。

第二章“紅軍攻打長沙前後的反帝浪潮”。從 1929 年夏至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前，中共的反日運動多寓於反帝運動之中，主要表現為反帝大同盟的成立，紅軍在長沙及長江中游與日、英、美等國駐華海軍的交鋒，長沙勞苦群眾火燒日本領事館、沒收洋商洋行財產等事件。紅軍與列強發生局部衝突的根源並非中共盲目“排外”，而在於列強嫉視共產主義並推行維護其在華特權的炮艦政策。正是中國人民要求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列強干涉內政的呼聲，迫使日、英、美等國放棄“長江共同警備”的計劃。

第三章“｀九一八´至｀一· 二八´時期中共領導的反日運動”。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國內階級關係隨之發生變化，客觀上為中共利用公開形式的反日運動、發展自身力量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中共臨時中央因為深受“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仍然排斥中間勢力，並要求在反日運動中經常喊出“打倒國民黨”“擁護蘇維埃革命”“保衛蘇聯”等口號，而使黨的反日運動屢次受挫。不過，也要看到，臨時中央批評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闡明中共堅決抗日的主張，並糾正了某些地方黨組織關於“利用公開路線去爭取群眾是作國民黨的俘虜”的錯誤觀點，鼓勵他們參加各種反日團體，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一些地方黨組織和基層黨團員從實際出發，或反對在反日運動中盲目提出“擁護蘇維埃”的口號，或靈活地調整與第三黨、青年黨、國民黨改組派學生的關係，或倡導“工農商學兵代表會議”，將商人納入統一戰線的範圍等。他們積極參加抵制日貨、學生南下示威、滬西反日大罷工以及支援十九路軍抗戰等，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反日運動的發展。

第四章“｀反日統一戰線´的初倡與反日運動的曲折發展”。 1933 年初，中共通過“一· 二六指示信”和《一· 一七宣言》開始提出“反日統一戰線”的策略，主張“在某種程度和範圍內，或能實行上層的統一戰線”，並“願在三個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共同抗日”。從而擊破了蔣介石所謂中共“搗亂抗日的後方”的謠言，並推動了黨團員與馮玉祥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與宋慶齡合作建立國民禦侮自救會、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以及召開遠東反戰大會等，有力地促進了國民黨統治區的反日運動。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仍堅持“保衛蘇聯”、反對中間勢力的要求，“左”傾中央仍實行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因此中共對“反日統一戰線”的初步探索又是相當有限的，不能深入推動與各方抗日愛國力量的合作，給黨的革命事業帶來一定的損失。

第五章“華北事變後中共領導的學生反日運動”。一二九運動的發生，雖源自學生們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情緒，有一定的自發性，但不能過分誇大，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一些國民黨員雖參加了 12 月 9 日和 16 日遊行，但多是個人行為，其作用也不如北平學聯的中共黨團員，所謂一二九運動最初“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的說法不足為信。儘管國民黨政府力圖控制與破壞學生運動，中共的學運工作因受“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殘餘的影響，一時遇到挫折，但很快糾正過來，走出困境，基本上保持了一二九運動的領導權，並促使北平學生運動由分裂走向統一。

第六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與朝野之辯”。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中國共產黨人力圖將共產國際七大精神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賦予“人民陣線”民族化的內容，由“抗日人民陣線”改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地下黨積極參與組織各救國會團體，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融入救國會的抗日主張之中，如全救會的“聯合戰線”，如犧盟會的“抗敵救亡統一戰線”，進而推動了各地的抗日救亡運動。國民黨政府則炮製所謂“統一救國運動”，鼓吹“統一”為救國的前提，朝野上下圍繞“聯合抗日”還是“統一救國”展開激烈的爭論。結果國民黨的“統一救國”論不但未能獲得輿論界的贊同，反引來一片責難之聲，中共進一步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與此同時，中共通過無條件釋放傳教士薄復禮、與教堂和平相處以及歡迎外國記者來陝北蘇區採訪報道等措施，改善共產黨與在華外僑之間的關係，進而形成有利於中國抗日的對外輿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

第七章“中共白區工運方略的轉變與工人反日運動的高漲”。 1935 年華北事變後，隨著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以及劉少奇《關於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確立了“肅清實際工作中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團結各派的工人及其領袖，以非法鬥爭與合法鬥爭相結合的工運新方略，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運動由低潮走向復興。中共地下黨在上海、石家莊、重慶、成都、廣州、漳州、廈門等地組織工人救亡團體，或者領導日商紗廠大罷工，或者援助綏遠抗戰，或者反對日本在成都設立領事館，或者教唱抗日歌曲與公演救亡戲劇等，推動了當地工人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其中，尤以 1936 年冬季上海日商紗廠大罷工最具代表性。上海地下黨不僅通過救國會參與領導罷工，而且改變過去工人運動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嚴重傾向，適可而止地取得大罷工的局部勝利。雖然上海黨組織還缺乏統一的領導機構，文委、工聯、共青團各系統在罷工中難免出現行動不協調、甚至互相猜疑的現象，但團結與合作是主流，使此次罷工成為中共在滬工人運動由敗到勝的轉折點。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筆者將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綜合運用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儘量從客觀事實出發，不盲從已有的各種權威闡釋，力圖全面而客觀地總結中共在反日運動中的經驗與教訓；同時，在寫作方法上，不局限於過去黨史研究的敘事框架，而是儘量將其與民國史會通， [100] 將中共的有關活動與國民黨、社會各界的動態聯繫起來，以便從較大的視野，接近本就豐富的歷史原貌。如此，若能讓讀者比較清晰地了解這十年間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反日運動的艱辛歷程，理解中共為何能在挫折中奮起，實現從第五次反“圍剿”之失敗到抗日戰爭之興起的歷史性轉變，進而揭示中共在政治上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規律，甚或對當今黨的建設有所借鑒，筆者將欣慰之至。

後記

冬去春來，一轉眼間，從 2009 年我獲得所重點課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統治區的反日運動（ 1927—1937）”的立項，至今已有十七個年頭了。還記得那年春節後的返所日，當我踏入辦公室，前革命史研究室主任聞黎明先生就告訴我這個好消息，並囑咐我好好研究，眼中滿是期待。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聞先生於 2022 年初駕鶴西去，卻仍未見到我的成果出版。每憶及此，我內心滿是愧疚，痛感自己的懈怠而辜負了聞先生的期望。

其實，我也曾信心滿滿地勾畫十年之內完成此作，卻無奈意外之事不期而至。就在 2009 年我的課題立項不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宣佈開啟民國檔案數字化工程，暫停對外開放。直到 2019 年，二檔館重新開放有關民眾運動的幾個檔案全宗，我連忙查漏補缺，完成書稿的初步寫作。 2021 年，我的書稿獲得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的立項，雖由此推遲了付梓時間，但收穫了五位匿名評審專家的意見，對完善書稿的結構和內容頗有裨益。 2025 年，我又吸收了三位匿名結項專家的意見，對書稿做了部分修改，終於有機會將它呈現在大家面前。

正如近年來奧斯卡金像獎最出圈的一句獲獎感言：“我知道說感謝的話很俗套，但我還是必須得說”，雖然本書還未有獲獎的榮譽，但我仍欲不避“俗套”之嫌，特乘此機會，以書面形式，向眾多長期無私幫助和支持我耕耘這一課題的老師和朋友們，表示我最誠摯的謝意。

首先，在資料收集方面，要衷心感謝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余敏玲、陳耀煌研究員，復旦大學的馬建標教授，上海大學的林威傑博士，雲南大學的齊春風教授，河南大學的翁有為教授，河南省委黨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的張守四副主任，北京大學的盛差偲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唐仕春研究員、雲妍副研究員、荊宇航助理研究員，以及革命前輩的後代羅解難、馬雲飛、郭榮子等人。他們慷慨相助的資料涉及王明的回憶錄與文選、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輿論、中共地下黨對上海日商紗廠罷工的策略、列強對中共反日運動的態度以及共產國際對中共反日反帝的指示等，涵蓋中、英、日、俄四種語言，內容豐富，幫我彌補了不少史料的空白。此外，在所領導和院所職能部門老師的幫助下，我兩次到位於海淀區溫泉鎮的中央檔案館查閱資料，收穫頗豐。對於他們不嫌麻煩的襄助，我感激不盡，銘記在心。

其次，在本書寫作方面，我的導師曾業英先生雖已過耄耋之年，但仍撥冗予以指點，提醒我注意史料的考證和各事物之間的聯繫，其嚴謹求真的治學精神時時鞭策我，是我學習效法的楷模。本書的半數內容涉及多個專題，均曾獨立成文，提交多個學術討論會交流，或直接投稿發表，在此過程中先後得到北京大學黃道炫、王奇生、臧運祜教授，復旦大學金光耀、王立誠教授，南開大學江沛教授，山東大學胡衛清教授，中山大學沈成飛教授，中共中央黨校李國芳教授，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吳志軍副編審，國防大學尹正達教授、張陳副教授，安徽省社會科學院汪謙幹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院杜繼東研究員，歷史理論研究所左玉河研究員以及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徐秀麗、于化民、張俊義研究員和胡永恆、高瑩瑩編審等諸多師長的指教。在此，我謹向各位老師一併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再次，在出版方面，由於本書一度遲遲不能問世，令我失望迷惘，近代史所的金以林、李細珠、馬忠文、鄒小站、周祖文、陳開科、宋廣波、侯中軍、賈小葉、吳敏超、馮淼、趙妍傑、李志毓、張靜、潘曉霞、張志勇、許欣舸、趙利棟、盧樹鑫、魏兵兵、王毅、姜濤等同仁，給了我諸多鼓勵與支持。香港三聯書店的于克凌總編輯、李斌經理施以援手，將本書納入出版計劃，蘇健偉作為責任編輯，更是付出良多。近代史所的領導和科研處的老師也對本書的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謹此，我一併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最後，我要感謝革命史研究室李在全、王士花、張會芳、潘建華、陳佳奇等同仁多年來的關照，正是這個團結友愛、互幫互助的“大家庭”，給予我前行的底氣與支撐。同時，妻子譚蕾與女兒梓雲，用溫柔與陪伴撐起了我的“小家庭”，讓我得以卸下疲憊，安心治學。她們的溫厚親情，也是我感恩於心、永誌不忘的。

2026年春於海淀區美和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