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精神史（第二版）（普通本）

{{ _getLangText('m_detailInformation_goodsAuthorText') }}許紀霖

{{ _getLangText('m_detailInformation_goodsPublisherText')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6年06月15日

ISBN：9789620458651

內容簡介

本書為著名學者許紀霖教授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的重要成果結集，聚焦中國近代以降張之洞、魯迅、錢穆、沈從文、巴金、丁玲等十八位極具個性與時代意味的知識人。作者深入體察他們作為個體所呈現出的思想輪廓、精神氣質與生命困境，由個體而群像，由人物而時代，進而勾勒出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脈絡。

書中十八位知識人，或為名士，或為儒士，或為戰士，或為信徒，或為文化託命之人，或為悲情的浪漫主義者。他們的生命故事與思想選擇交織成一幅近代中國知識人的精神圖景，清晰呈現出知識分子在大時代中的掙扎、抉擇、堅守與轉變，堪稱一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沉浮史。

第二版在原有基礎上新增五篇內容，並對原稿作出修訂，使人物譜系更為完整，思想層次更加豐富，問題意識也更趨深廣。新版既保留了作者一貫的學術深度和人文關懷，也進一步拓展了對中國知識分子不同精神類型的觀察，為讀者理解近代中國思想轉型與知識人的歷史命運提供了更具縱深感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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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日本愛知大學、東京大學、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或高級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與知識分子研究，以及當代中國文化與城市研究，近著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啟蒙如何起死回生》、《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安身立命：大時代與知識人》、《脈動中國：許紀霖的五十堂傳統文化課》、《一個民族的精神史》、《前浪後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等。二〇二五年被廣東《南風窗》雜誌授予年度學者獎，《中國知識分子十論》於二〇二五年獲得中國國家圖書館首屆文津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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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二版序言

總有一些精神讓我們感動：民國知識人的精神遺產

作為歷史學者，我常被人問及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可以穿越，你最想回到哪個時代？我的答案總是民國。民國是政治上的亂世，卻也是文化上的盛世。在中國歷史上，文化盛世往往與政治亂世相伴而生—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明末清初、清末民國，莫不如此。這些時代政治上紛亂動盪，卻在文化上實現了重大突破。民國亦然，那一時代的知識人，堪稱中國近現代士人傳統中最具光彩的一群。

今天的年輕人常有一種「弒父情結」—即心理學所說的俄狄浦斯情結。他們成長中直接面對的權威是父輩，內心渴望獨立，首先要推翻的便是父親的權威。「弒父」因此成為年輕一代的成人禮。然而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當代年輕人雖然不滿父親的權威，精神上卻常常懷念「祖父」。

這種情感有其深層原因。祖父對孫輩往往慈愛寬容，沒有父輩的權威面孔，留給孫輩的印象多是溫暖親切的。文化領域亦如此。我讀大學時，直接面對的老師多為「十七年一代」（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年間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這代人歷經政治運動，所學相對有限，有時難以滿足我們的求知慾。我記得大一時，一位七七級同學竟箭步衝上講台，推開老師，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見解。然而，我們對民國過來的老先生卻敬重有加—那便是「祖父一代」。

印象最深的是徐懷啟老先生。他早年就讀於聖約翰大學，後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聖約翰大學任神學教授。一九五二年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因為教的是基督教歷史，多年無緣講台。「文革」結束後，年屆八旬的他終於重新授課。他口才平平，講基督教史時我們常聽不懂，但見他經常隨手在黑板上寫下一串拉丁文，我們內心便充滿崇敬。這便是民國過來的老先生，這便是我們懷念的祖父一代的知識人。

今天重講民國知識人的故事，就是在尋找被時代遮蔽的精神血脈。

魯迅曾說，所謂的大時代，就是「不是生就是死」，民國正是這樣的大時代。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遭受西方強勢衝擊，古今中西文化在此交匯、衝突、融合。民國知識人既在傳統與現代的撕扯中掙扎，又兼具中西文化最優秀的品質。他們身上有多種人們所熟悉的美德—愛國、正義、博雅、奮鬥等等。

但我想特別強調民國知識人身上四種更為重要的精神品質：尊嚴、信念、純真與堅韌。

一、第三種尊嚴：在權力與金錢之外

前些年，南京大學一位學生創作了話劇《蔣公的面子》，轟動一時。該劇講述一九四〇年代國立中央大學的一則傳聞：蔣介石兼任校長，邀中文系三位教授赴宴。三位教授各有立場，內心掙扎—既想去，又恐失尊嚴。這齣戲劇揭示了民國士人內心的矛盾，但「面子」背後，實則是知識人的尊嚴堅守。

美國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權威張灝教授曾指出，中國歷史存在「雙重權威」：一重是皇帝，是天之子，代表「政統」；另一重來自士大夫，他們擁有對天命、天道、天理的解釋權。孔子實現了中國文明的突破，將知識人從政治系統中獨立出來：「士志於道」、道高於勢，「道」終於立於政治之外，知識人成為文化權威的代表，形成了獨立人格。

孔子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民國知識人中，梁漱溟代表「狂者」的進取有為，陳寅恪則代表「狷者」的有所不為。陳寅恪雖不積極參與政治，卻會為學術自由挺身而出，守護「學術的共和國」。西南聯大之所以能湧現眾多大學者、七十餘位院士和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種學術自由與人格獨立。

一九四〇年代，國民政府教育部首次設立學術獎，研究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湯用彤教授獲獎，卻拒絕領獎，直言：「教育部的人懂什麼？我不要那個獎。」這便是他們的尊嚴。自由與正義不是抽象口號，而是具體的生活實踐。在黑暗亂世中，守住內心的道德底線與知識人的尊嚴，便是「有所不為」的境界。

網絡上流傳過一段話，我非常喜歡：「如果天空總是黑暗，那就摸黑生存；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的，那就保持沉默。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也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們。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但不可扭曲如蛆蟲。」

二、信念：對抗虛無的內在堅定

民國知識人的第二種精神品質是信念，源於內心的堅定。

轉型時代最大的敵人是虛無主義，其有三種形態：一是什麼都不相信；二是實用主義，凡有利者皆可為之；三是唯意志論，只相信自我意志，餘皆不可靠。

五四時代正值虛無主義蔓延之際：舊的已去，新的未立，思潮紛雜，無所適從。五四運動亦與虛無主義相關：按照我的研究發現，五四運動是「以行動克服虛無」。即便如此，魯迅、胡適、梁漱溟等民國知識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尋找信念與絕對價值。

朱熹有言：「山河大地都陷了，理畢竟卻在。」這是一種絕對價值，不是「有沒有」（to be）的問題，而是「應不應該」（ought to be）的問題。你不知道天理是否存在，但它應當存在—這是天地良心，是絕對價值。正如西方人所相信的，若無上帝，什麼惡都可以做；中國人講的「絕對的理」，便是民國知識人要守護的道德底線。

儒家是道德哲學，要求極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孔子亦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做人的道德底線，無論君子小人、精英平民，皆須恪守。

民國知識人守住了這條底線。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女兒報考清華，差幾分未被錄取；梁思成、林徽因的兒女考清華，亦差幾分而落榜。梅貽琦、梁思成、林徽因絕不會為兒女走關係、打招呼。我的老師王元化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風」運動中被隔離，只要他承認胡風是「反革命」，便可獲釋。但他偏偏很倔強：「我承認胡風有思想問題，但說他是反革命，我想不通。」為此他遭受了嚴厲懲罰。

這些從民國走過來的知識人，體現了孟子所說的「大丈夫」氣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一種難得的品質，雖然不一定可以有積極作為，卻能堅守有所不為。

三、純真：學術與情感的本真狀態

民國知識人的第三種精神品質是純真。

抗戰爆發後，許多師生曾想投筆從戎，後來認識到：「戰士決戰不止在戰場」，學術亦是前線，遂安心治學。聞一多先生迷戀於著書，整天在樓上做學問，除吃飯外不下樓，朋友送他外號「何妨一下樓主人」。

西南聯大在昆明時，師生們夜晚只能點煤油燈，甚至在黑暗中仍熱烈討論學問。有句話叫「天才總是成群結隊而來」，真正影響學生的未必是老師，而是同學間的相互激盪—這便是學術的純真。

哲學家金岳霖有段妙論：「哲學對我們來說是一種遊戲。我們不考慮成功或失敗，因為我們並不把結果看成是成功的一半。正是在這裏，遊戲是生活中最嚴肅的活動之一……科學和藝術、文學和哲學可能有混雜的背後的動機。但是一個人在骯髒的小閣樓上做遊戲，這十足地表達了一顆被拋入生活之流的心靈」—這正是民國知識人的學術傳承。

大陸出生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教授曾對記者說：「我每天早上走進實驗室都懷著好奇心，不知道這個實驗會有什麼結果。」崔琦亦從民國走來，同樣懷有一顆純正的心。

判斷一所大學的好壞，今天似乎只看指標，但我有個獨特的標準：看大學裏「怪人」多不多。正常人多平庸者，而天才總有其怪異之處。一所大學能容納各種性格怪異的天才，才是好大學。《美麗心靈》中的數學家納什便是怪人。大學對天才學者不必「培養」，只需提供自由寬鬆的環境。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有個傳統：每天午餐後，學者們不急於回辦公室，而是坐在一起喝咖啡。各學科—理科、工科、人文、藝術—各自談論專業，互相影響，形成跨學科氛圍，相互激勵啟發。每個人都認為在這裏的收穫是別處得不到的。

這種純真不僅限於學術，還包括情感與心靈。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三人間那段著名的情誼—這樣的故事只有民國時代才有。作家蕭乾曾評論：林徽因坦蕩，金岳霖克制，梁思成寬容，三人皆誠信磊落，這便是民國的美麗傳奇。

我父親是西南聯大學生。為了理解父親，我找來被譽為「民國《青春之歌》」的小說《未央歌》，由聯大學生鹿橋所著。讀後感到有點失望：書中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像瓊瑤小說般單純，像神話般遙遠。後來我發現，問題不在於我父親一代，而是今天的國人想法太複雜。而父親那代人非常單純。

民國知識人對情感與心靈都保持著純真。翻譯家楊苡晚年出版的《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其中諸多故事都展現了民國知識人的純真。例如楊苡與巴金的二哥和大詩人穆旦之間「超乎友誼又非愛情」的純真情感關係，這在今天難以想像。

四、堅韌：在虛無中反抗

民國知識人的第四種精神品質是堅韌。如今許多年輕人在現實中困頓，被迫「躺平」甚至「擺爛」，產生焦慮抑鬱的情緒，甚至走向極端。然而與民國相比，今天的困境實難相提並論。那時的苦難、戰爭、危險與虛無主義同樣困擾人心，那一代人是如何度過的？

民國最「虛無」的人莫過於魯迅。他集四種虛無主義於一身：尼采、俄國虛無主義、中國老莊與佛教。魯迅認為虛無是本體論意義上的—不僅人生虛無，宇宙亦虛無，且虛無無法戰勝。但他對待虛無的態度，是一種堅韌的反抗。他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虛無雖是宿命，他仍以積極反抗證明人生價值。這正如俄狄浦斯：明知弒父娶母的宿命，仍努力掙扎抗爭，無論成敗，都以行動證明自己。

魯迅給年輕人提供了深刻的人生智慧。我翻閱柔石日記，見魯迅告誡這位學生兼作家：人生當如大象，首先皮要厚，流點血、受點刺激不要緊；其次要堅韌地慢慢向前走。這正是魯迅強調的「堅韌」。

民國知識人遭遇的苦難是今天的年輕人無法比擬的。梁思成、林徽因遭遇日本飛機的轟炸，差點死去。哲學家金岳霖撰寫幾十萬字的手稿《論道》，在防空洞躲警報時起身忘帶，全部遺失。這是巨大打擊，但他恢復信心，重寫一遍，比原來更好—這便是堅韌。

堅韌並非不吃不喝、一味抗爭。魯迅告訴年輕人：可以設定人生目標，同時一邊努力一邊照常生活，不必過苦行僧的日子。他說：「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履行五年，也看戲履行十年，或者找異性朋友履行五十年，也講情話履行一百年。」

魯迅內心充滿虛無與絕望，卻不離不棄，依附大地，執著於現在。他對未來無期待，不懷念過去，不對未來負責，與過去一刀兩斷。心中只有一個「當下」，對當下負責—這正是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責任倫理」。人活著要為當下負責，當下包括自己、周邊與天下大眾，這便是責任。

在世俗時代，各種古老信念與眼花繚亂的主張已失光彩，諸神相互衝突，似乎不再有絕對存在。上帝已死，天國無存，沒有信仰，真的可以虛無嗎？這些信徒代表「信念倫理」，只為內心的信念負責。即便今天你沒有信念，找不到自己的信念，仍可有另一種生活態度：對現在擔當，對此刻負責—這種「責任倫理」成為嚴肅生活的價值尺度，也是民國知識人的生活態度。

有朋友會問：民國沒有爛人和腐敗嗎？當然有。但評價一個時代，不是「比爛」，而是看知識階層的風氣，看知識精英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風氣的平均值與最高峰。

列寧曾引用俄國諺語：鷹有時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不能飛得像鷹那樣高。羅曼．羅蘭也說：真正的英雄並非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不被卑下的情操擺佈。帕斯卡說：人是一根會思想的蘆葦，既有肉身的軟弱，也有心靈的神性。在不如意的世道中，即便努力無用，是否可以就為所欲為，變成虛無主義？即便身處黑暗，你仍然可以嚮往優雅，追求有品質的人生。

正義是必須的，但除了正義，還有優雅。王爾德名言：「身處陰溝，依然仰望星空。」羅曼．羅蘭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在認清生活的本質後，依然熱愛生活。

民國之聲與民國知識人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尊嚴、信念、純真與堅韌—總有一種精神讓我們感動。

作者謹識

二〇二六年三月於滬西路易凱旋宮

自序

本書中十三篇人物的研究，是我近五年來最新的研究成果。這些人物，基本是知識分子，或者知識分子出身，他們的一生處於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激流險灘之中，隨著民族命運的起伏而上下顛簸。我自己也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從一九八二年畢業留校從事研究以後，就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有特別的興趣和感受，他們曾經的心路歷程，我們今天還在繼續艱難地行走，無論是思想，還是心態，我們仍然處於老一代知識分子生命的延長線上。

一個學者最合適的研究對象，或許就是其自身，即有著共同基因與文化趣味的同類群體。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葉文心教授，有一次在閒聊的時候，告訴我，在她選擇博士論文題目的時候，她的導師，著名的中國歷史研究大家魏斐德教授，建議她研究民國的警察或者土匪。這讓葉文心非常犯難，這位嚴復的外曾孫女，笑著說：「我們家族出過學者，也出過商人，就沒有出過土匪啊！」後來，她所做的研究，都是與知識分子、商人與都市文化有關。

我闖入知識分子的研究純屬偶然。留校以後，組織佈置給我的任務是研究中國的民主黨派歷史。我對民主黨派本身的興趣有限，但對民主黨派中的人物—大都是民國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卻情有獨鍾，於是從研究黃炎培、沈鈞儒起步，逐漸擴展到更多的知識分子身上。我最早的兩篇有關知識分子的文章，都是在一九八七年發表，一篇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歷史探索〉，另外一篇是〈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人格〉，前一篇我從獨立人格角度，考察了古代士大夫到現代知識分子人格的歷史演變，後一篇文章從民國初年的著名記者黃遠生寫的《懺悔錄》，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內心之中「靈與肉」的衝突，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意外地成為了知識分子研究的專家。更不曾想到的，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的啟蒙運動「文化熱」中，這些文章竟然得到了廣泛的反響。我當年只有三十歲，幾乎是一夜暴得大名。

我得承認，當年我做這個研究沒有任何功利的念頭，只是出自內心的問題關懷與時代熱情驅使。從一九七七年至今的四十多年，其間我研究過現代思想史、中國文化和城市，但一直對知識分子的研究、特別是知識分子人物的研究有著不可抑制的強烈興趣。個中的緣由，恐怕與我對歷史的理解有關。歷史是什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已經過世的大家錢谷融先生，當年曾經提出過：「文學是人學」，因此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其實，何止是文學，史學也是人學。人類的歷史與自然界的發展不同，雖然有其不可變易的歷史法則，但這些法則卻是在人的自由意志選擇之下而得以實現，甚至改變的。離開了人，歷史什麼都不是。人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他有自覺的理性，也有不自覺的情感、意志乃至潛意識。要深入歷史的深處，就是進入歷史中一個個生命深處，他的所思、所想和所行。人與動物不同，有自由意志，並非僅僅憑生存的本能活著。尤其是知識分子，更是如此。因此，史學就是人學，這個人，不是整體的人民，而是具體的個人，有生命、有溫度、有崇高，也有卑微的精神靈魂。

在我曾經寫過的各種文字當中，比較敝帚自珍的，當屬人物的研究。那是一個個活脫脫的生命，嚴肅而緊張的靈魂。我追尋他們的足跡，讀著他們留下的文本，與這些先人同呼吸、共命運。我感覺，我是他們中的一個成員，可以分享他們所有的歡樂與痛苦。每一次書寫他們，就是靈魂的自我反省。他們就活在我的內心。

本書的書名之所以叫做《一個民族的精神史》，乃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聚焦於這個民族的精英—知識分子身上，我們可以從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窺見一個民族的精神深度與缺陷。精神史的書寫，與思想史與文化史不同，它不僅要研究知識分子的觀念形態，也要觀察他們的情感和意志，以及心態人格。

一個民族的精神史，不僅是整體的歷史，而且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人的歷史。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有自由主義的，有文化或政治保守主義的，也有激進的左翼知識分子。我本人雖然是自由知識分子，但對文化保守主義與左翼思想懷有某種同情性的理解。因此，本書所研究的知識分子對象，有張之洞、杜亞泉和錢穆這三代文化保守主義者，有林語堂、沈從文、李慎之、王元化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有巴金、瞿秋白、丁玲、郭沫若、郭小川等左翼知識分子，還有汪精衛這個從激進青年最後墮入漢奸的政治文人。

熟悉我研究的讀者或許了解，過去我著墨比較多的人物，多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幾年，我逐漸將關注的重心，轉移向激進的左翼知識分子。個中的緣由，不妨藉本書的出版，透露一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究竟往哪個方向發展？我與許多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都公認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人類普世文明方向的自由民主道路。這條道路，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曾經有過探索，那麼，民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給今天的中國留下了什麼樣的思想與精神遺產？他們的心路歷程曾經遭遇過什麼樣的挫折？這就是我過去三十年研究自由知識分子的中心問題所在。

不過，五四與後五四兩代知識分子，都曾經歷過漫長的革命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都一度以為，革命那一頁，永久地翻過去了。然而，歷史的發展是那樣地弔詭，那已經翻過去的一頁，似乎又重新回來了。那麼，革命的邏輯究竟何在？革命與知識分子的關係究竟如何？進一步言之，我的少年歲月，是在毛澤東的紅色年代長大。我們這一代，如同崔健的歌所唱的，都是「紅旗下的蛋」，與如今「國旗下的蛋」九〇後一代，在思想觀念和精神氣質上迥然不同。不管你成年以後從事什麼研究，到你生命的老年，都會不由自主地回到童年，想清算曾經經歷過的青春歲月。不僅我個人如此，我同時代的多位學者朋友都是這樣。並非偶然地，在中國學術界，這幾年出現了一股小小的「新革命史熱」。

我並不想追逐這股新的熱潮，只是想盤點自己的少年時代而已。於是，這幾年我對上一代左翼知識分子的心靈與精神世界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知識分子投身革命，與底層的工人農民不同，並非窮則思變，為了實際的利益，而往往是與思想與心理的巨變有關，他們為了追求一個夢想，一個正義、自由的美麗新世界。那麼，二十世紀的三場最重要的革命：辛亥革命、國民大革命和中共革命，特別是後者，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神魅與魔力，讓知識分子拋棄了原本確定的個人前途，捨身加入革命的狂潮呢？中國革命的世俗宗教性何在？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最容易成為革命者？這與他們家庭出身與個人遭際有什麼關係？這都是之前的革命史研究很少觸及的問題，這幾年我對這些問題，開始投入研究與思考。我的工作方式，通常是從個案做起，只有更多的個案積累，才能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知識分子的整體圖景，有鳥瞰式的了解。

本書中將近一半的知識分子個案，都與我近年來的這些思考有關，對上述令我疑惑的歷史迷案，也有一些初步的嘗試性闡釋，藉本書出版之際，我很期待讀者的批評和回應。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香港三聯書店，這已經是我在該社出版的第三本繁體字著作了。最初的一本是一九九二年出版的《精神的煉獄：文化變遷中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是我最早的一本研究中國知識分子論文集。第二本是去年面世的《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前兩本都是先有簡體字版，香港三聯再推出繁體字版。而本書，首發的是繁體字版，我期待終有一天，也能夠在內地推出簡體字版。

感謝香港三聯的顧瑜老師與我聯繫，促成了本書的出版，而李斌，已經是第二次擔任我的書的責編了，他的認真和細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的三家三聯書店，無論是北京、上海的，還是香港的，都具有濃郁的知識分子關懷和氣息，與三聯的合作，本身就是一種精神氣質上的投緣。誠如在十多年前，我在一篇專文中說過，三聯的精神，就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從她的創始人鄒韜奮，中經一九八〇年代，直到今天，三聯的知識分子精神弦歌不絕，薪火長存。

向三聯致敬，向知識分子精神致敬。

作者謹識

二〇一九年三月於滬上櫻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