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街道夜晚嘈雜，可白天幾乎聽不到人的聲音。 這裡是娛樂街，這裡是夜的世界。 在娛樂街，很多人沒有該有的東西——牙齒、睡眠或是夢想，在娛樂街，隨身攜帶裝有兩百萬日元信封的女人多得數不清，和說要去死的女人數量大致相當。 我從十七歲離開家，以處女之身就職於酒吧，從此，喝酒就成了我的工作，每天有一半時間我都在模糊的記憶中度過，另一半時間在幾乎消失的記憶中度過。 這麼多年來，我周圍總有朋友想證明自己與其他人並非處於相同的立場。 至於她們究竟想向誰證明，是個謎，也許是想向自己證明吧。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全都處在同樣的立場上，沒有一毫米的距離。 世界上有價值高的人，也有價值低的人，而我們這些聚集在這裡的人完全一樣，也許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更低。

今年夏天，我失去了兩位朋友。 其中一個人已經在五年前結了婚、生了孩子，可她卻和一個男人跑了，失去了聯繫。 她是我中學時的同班同學，她堅持不懈地與當時只顧著和娛樂街的人廝混的我保持聯繫。 我們斷斷續續地聯繫著，然而，當有一天她不再回復資訊，過了一段時間我甚至無法給她發送信息的時候，我接到了她丈夫的電話，這才得知常常莫名其妙晚歸的她終於在某一天沒再回家。 他問我她去了哪裡，可我也不知道。 另一個人則從大阪的出租公寓里一躍而下，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在葬禮上確認了她的屍體，因此至少我知道她去了哪裡。

也許是因為在夏天失去了太多，我欣然地接受了多年未聯繫的母親深秋之前想搬來我家的請求。 母親胃裡的病灶終於到了難以維持生命的地步，她似乎在尋找一個死亡之地。 此刻，陪媽媽一起等待死亡之際，向來沉默的我突然想要問問她：“為什麼我沒有父親？”“為什麼無論我吸煙或是喝酒你都不生氣？”“你知道我在這條街上做什麼工作嗎？”“我撒的謊你知道了嗎？”“為什麼沒打過我也沒拋棄我的你卻燒傷了我的皮膚？”還有“你慶幸生下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