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學研究的資料大有擴充。首先，出土文獻（包括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字、敦煌文書、碑銘石刻等）刷新了禮學研究的內容。例如，陳夢家、沈文倬先生的武威漢簡《儀禮》整理研究，虞萬里先生的上博楚簡《緇衣》篇研究，週一良、趟和平、昊麗娛等先生的敦煌《書儀》研究，都利用了前人未及得見的新材料。其次，考古發掘的多處遺址、墓葬，為禮制研究增加了新資料。例如，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編《西漢禮制建築遺址》，揭示了西漢長安城南郊的圜丘、明堂、辟雍、太學、靈台、社稷壇和王莽九廟等建築，為進一步研究漢代禮制打下基礎。劉慶柱《古代都城與帝陵考古學研究》、高崇文《古禮足徵》、薑波《漢唐都城禮制建築研究》、劉瑞《漢長安城的朝向、軸綫與南郊禮制建築》，都是利用考古發掘而做出的新貢獻。中日學者板于“城市禮儀空間”的討論，完全得益於城市考古學的新進展。再次，某些傳世文獻的“再發現”，拓展了禮制研究的視野。例如，《天聖令》中的《喪葬令》，為復原唐宋喪葬禮制提供了新材料。明清日用類書中的“四禮”資訊、課童儀式、應酬程式等，都為復原當時日常生活禮儀提供了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