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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編從譚公的文集中擷取其精粹，鼎嘗一臠。全書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中國這一概念在歷史上的演化，各行政區劃的歷史沿革及黃河、淮河、雲夢澤幾大水系的今昔變遷。上海地區的海陸沉降，以及有關此一大都會的得名、建鎮、建縣年代等歷史文獻的考訂，亦是譚公一生治學的著力處之一。第二部分介紹《禹貢》《山海經》《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幾部文獻和酈道元、祝穆祝洙父子、王士性、金安清等歷史地理學家的重要貢獻，尤其是根據《禹貢》《山海經》兩書所及方圓四至的遠近，以及對四至內山川的記述詳略有別，推斷兩部著作成書年代的先後以及作者可能的生活區域，令人信服。末附關於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一書存在的幾處地理謬誤。第三部分屬談往，追憶青年時代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書，入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顧頡剛，協助恩師創立禹貢學會，以及新中國成立後主持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集》等經歷。
序
此後的半個多世紀間，他就在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間探求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奧秘。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鍥而不捨，終身以之”。在他痼疾纏身的晚年，甚至到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地步。
剛從燕京大學研究院歷史系畢業時，他的老師鄧之誠先生送給他一副對聯，上聯是“釋地正堪師兩顧”。“兩顧”就是顧炎武與顧祖禹，都是明末清初的大學問家。顧炎武的研究領域很廣，但《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等著作和他對山川形勝的關注使他無可爭議地躋身於古代地理學家之列。顧祖禹則是專門的地理學家，他的《讀史方輿紀要》是沿革地理的集大成之作。兩顧的治學途徑卻大相徑庭，顧炎武行萬里路，顧祖禹足跡不出吳會；顧炎武的著作中常有實地考察的紀錄，顧祖禹完全根據文獻記載；但他們的成就舉世公認，在地理方面難分伯仲。
作一樣傳之不朽，而他對創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貢獻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的治學途徑確是兼師兩顧，注重文獻考證，也重視實地考察。但他的一生都缺乏讓他遍覽神州河山的機會，使他抱憾終生——年輕時在北平忙於奠定學術基礎和兼職兼課，抗戰期間僻處貴州，勝利後迫于生計，20世紀50年代起全力以赴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文革”期間遭受迫害，等到浩劫過去、編圖也告一段落，一場大病將他推到死亡邊緣，從此不良於行。儘管如此，他還利用種種機會做實地考察，“文革”後期隨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視察新疆和甘肅，70年代考察東太湖、湖北、湖南、江西、河南、河北、江蘇等地。就是在他中風後的晚年，我也曾隨侍他上長白山，觀都江堰，登西山龍門，考察中越邊界。要不是1988年夏間再次發病，他本來會在黑龍江畔留下足跡。
譚先生最重大的貢獻自然在於他超越了兩顧，將沿革地理或地理沿革史這門傳統的學問發展成為現代地理學的一個分支——歷史地理學。
中國雖然早就有了“地理”這個名稱，但它並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只是史學的分支，只是學習或研究歷史的輔助手段，所以在《四庫全書》中“地理類”屬於史部。如果我們流覽一下地理類的書目，就不難看出，當時地理研究的範圍只限於疆域、政區、水道、地名的變遷，比現代地理學的研究範圍要小得多。研究的深度也不能與今天相比，一般局限于景觀和現象的描述。這種局面的改變一方面得益于西方現代地理學的傳入，另一方面正是包括譚先生在內的老一輩學者將現代學科理論與中國的傳統結合，篳路藍縷，長期開拓的結果。
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但它所研究的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只能以歷史文獻為主要依據，借助歷史學的研究手段。這種將古老的文字放在現代科學的體系中，並用現代科學原理加以解釋，以復原空間和時間的真相的過程，使被乾嘉學者推向極致的考據學大有用武之地，但能否自覺地進入現代科學體系，掌握現代科學原理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儘管譚先生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現代科學訓練，但孜孜不倦地吸取現代科學的精華使他獲得了不斷攀上新高的階梯。
發表於1962年的《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是譚先生的得意之作，他“自以為這才是一篇夠得上稱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論文”（見《〈長水集〉自序》），因而足以反映他的探索過程。
目錄
壹
歷史上的中國
中國歷史上行政區概述
安陽和中國的七大古都
歷史上的金門與馬祖
地方史和地方誌的區別
雲夢澤的變遷
海河水系的形成與發展
上海的得名、建鎮、建縣的年代與市舶司的興廢
《上海市大陸部分的海陸變遷和開發過程》後記
“上海”一詞的時代差別
今上海境內無先秦古史可言，亦無古地可確指
貳
《禹貢》和九州
《山海經》簡介
《山經》的地域範圍、寫作地點和年代
《漢書·地理志》選釋說明
中國的古地圖及其流傳
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圖
中國古代歷史軍事地理著作的不足
酈道元的地理學貢獻
近代杭州的學風
王士性——傑出的人文地理學家
讀《水窗春囈》後
《方輿勝覽》簡介
本編從譚公的文集中擷取其精粹，鼎嘗一臠。全書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中國這一概念在歷史上的演化，各行政區劃的歷史沿革及黃河、淮河、雲夢澤幾大水系的今昔變遷。上海地區的海陸沉降，以及有關此一大都會的得名、建鎮、建縣年代等歷史文獻的考訂，亦是譚公一生治學的著力處之一。第二部分介紹《禹貢》《山海經》《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幾部文獻和酈道元、祝穆祝洙父子、王士性、金安清等歷史地理學家的重要貢獻，尤其是根據《禹貢》《山海經》兩書所及方圓四至的遠近，以及對四至內山川的記述詳略有別，推斷兩部著作成書年代的先後以及作者可能的生活區域，令人信服。末附關於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一書存在的幾處地理謬誤。第三部分屬談往，追憶青年時代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書，入北平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顧頡剛，協助恩師創立禹貢學會，以及新中國成立後主持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集》等經歷。
序
此後的半個多世紀間，他就在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間探求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奧秘。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鍥而不捨，終身以之”。在他痼疾纏身的晚年，甚至到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地步。
剛從燕京大學研究院歷史系畢業時，他的老師鄧之誠先生送給他一副對聯，上聯是“釋地正堪師兩顧”。“兩顧”就是顧炎武與顧祖禹，都是明末清初的大學問家。顧炎武的研究領域很廣，但《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等著作和他對山川形勝的關注使他無可爭議地躋身於古代地理學家之列。顧祖禹則是專門的地理學家，他的《讀史方輿紀要》是沿革地理的集大成之作。兩顧的治學途徑卻大相徑庭，顧炎武行萬里路，顧祖禹足跡不出吳會；顧炎武的著作中常有實地考察的紀錄，顧祖禹完全根據文獻記載；但他們的成就舉世公認，在地理方面難分伯仲。
作一樣傳之不朽，而他對創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貢獻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的治學途徑確是兼師兩顧，注重文獻考證，也重視實地考察。但他的一生都缺乏讓他遍覽神州河山的機會，使他抱憾終生——年輕時在北平忙於奠定學術基礎和兼職兼課，抗戰期間僻處貴州，勝利後迫于生計，20世紀50年代起全力以赴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文革”期間遭受迫害，等到浩劫過去、編圖也告一段落，一場大病將他推到死亡邊緣，從此不良於行。儘管如此，他還利用種種機會做實地考察，“文革”後期隨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視察新疆和甘肅，70年代考察東太湖、湖北、湖南、江西、河南、河北、江蘇等地。就是在他中風後的晚年，我也曾隨侍他上長白山，觀都江堰，登西山龍門，考察中越邊界。要不是1988年夏間再次發病，他本來會在黑龍江畔留下足跡。
譚先生最重大的貢獻自然在於他超越了兩顧，將沿革地理或地理沿革史這門傳統的學問發展成為現代地理學的一個分支——歷史地理學。
中國雖然早就有了“地理”這個名稱，但它並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只是史學的分支，只是學習或研究歷史的輔助手段，所以在《四庫全書》中“地理類”屬於史部。如果我們流覽一下地理類的書目，就不難看出，當時地理研究的範圍只限於疆域、政區、水道、地名的變遷，比現代地理學的研究範圍要小得多。研究的深度也不能與今天相比，一般局限于景觀和現象的描述。這種局面的改變一方面得益于西方現代地理學的傳入，另一方面正是包括譚先生在內的老一輩學者將現代學科理論與中國的傳統結合，篳路藍縷，長期開拓的結果。
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但它所研究的是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只能以歷史文獻為主要依據，借助歷史學的研究手段。這種將古老的文字放在現代科學的體系中，並用現代科學原理加以解釋，以復原空間和時間的真相的過程，使被乾嘉學者推向極致的考據學大有用武之地，但能否自覺地進入現代科學體系，掌握現代科學原理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儘管譚先生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現代科學訓練，但孜孜不倦地吸取現代科學的精華使他獲得了不斷攀上新高的階梯。
發表於1962年的《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是譚先生的得意之作，他“自以為這才是一篇夠得上稱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論文”（見《〈長水集〉自序》），因而足以反映他的探索過程。
目錄
壹
歷史上的中國
中國歷史上行政區概述
安陽和中國的七大古都
歷史上的金門與馬祖
地方史和地方誌的區別
雲夢澤的變遷
海河水系的形成與發展
上海的得名、建鎮、建縣的年代與市舶司的興廢
《上海市大陸部分的海陸變遷和開發過程》後記
“上海”一詞的時代差別
今上海境內無先秦古史可言，亦無古地可確指
貳
《禹貢》和九州
《山海經》簡介
《山經》的地域範圍、寫作地點和年代
《漢書·地理志》選釋說明
中國的古地圖及其流傳
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圖
中國古代歷史軍事地理著作的不足
酈道元的地理學貢獻
近代杭州的學風
王士性——傑出的人文地理學家
讀《水窗春囈》後
《方輿勝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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