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繁榮樂觀的六○年代，七○年代迎接歐洲的是一連串的舛錯。越戰之故，美國漸次放棄布雷頓森林協議，穩定世界金融秩序的美元固定匯率被埋葬，歐洲貨幣匯率跟著浮動，通貨膨脹、貨幣貶值接續而來，兩次石油危機火上加油，引發失業潮、進出口貿易下滑，雖然這是亞洲的機會，但歐洲如何面對此困境？

政治方面，原先由左、右派主導的政治生態，為單一議題取代：稅賦、婦女、環保等議題足以成為組黨的理念，例如一九八○年代綠黨發展成西德大黨。財政方面，私有化的浪潮打上歐洲灘頭，例如：英國保守黨柴契爾、法國社會黨密特朗變賣公營事業；這不只是一場所有權的轉換而已，而是戰後的社會共識被徹底改變。

東歐經歷一九五六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布拉格之春，到了一九七○年代，異議分子不再直接對抗當權者，選擇從「權利」、「自由」議題切入，形成另一種質疑共黨統治的方式。公害汙染、環境議題在敏感的政治氛圍中，如何張開保護傘，使得集體輿論、「公民社會」成為可能？

一九八○年代末，共產東歐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引發「蘇東波」的動力學如何發生，又如何進展？戈巴契夫從權力核心的改革如同震源，啟動了骨牌效應，電視轉播推波助瀾，使諸衛星國迅速且平和地脫離共黨統治；各國因應各自獨特的社會實況，如何有不同程度的秩序重組？「返回歐洲」的願望又如何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