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夢 不久前，英國人林保賢（Ian Lambot）又一次回到他曾居住十數年的香港，一則為了談生意，二來為中華書局重印《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捧場。這本講述九龍城寨清拆前後歷史的著作，於去年香港書展期間推出，短短半年即售罄。 「出版社工作人員告訴我這書賣得不錯，這讓我覺得驚訝。」林保賢坦言自己沒想到這樣一冊將近五百頁、售價超過四百元的大部頭歷史書，在香港這座講求效率的快節奏城市裡，能夠有如此銷量。 其實，銷量出色的原因並不難解釋，不外是「好奇」二字。這座位於香港九龍地區的「城中城」自一九九四年清拆之後，陸續引來不同領域的興趣及關註：建築學者試圖析解城區內擁擠雜亂卻互不幹擾的樓群，攝影師關心城中街道以及街道兩旁店舖中普通人的生活，動漫玩家開發出關於九龍城寨探險的新遊戲，電影導演基斯杜化路蘭甚至在其二○○五年的影片《蝙蝠俠：俠影之謎》中，以九龍城寨為靈感，虛構出一處充斥著瘋狂與邪惡的納羅斯島。 「每個人都把九龍城寨視為『黑暗之城』，這個稱呼猶如廣告口號，就像把巴黎叫『光之城』；紐約叫『大蘋果』；香港叫『亞洲國際都會』。」在《流行文化與城寨》一文中，作者雷斯尼克（Jon Resnick）如是說。換句話說，如今的「九龍城寨」（Kowloon Walled City），儼然像是一個被過度詮釋甚至消費的文化符號。 然而，當林保賢在一九八○年代初首次到訪九龍城寨的時候，那個佔地約七英畝的圍城以及城中人的生活，仍是城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話題。林保賢記得，當時他與身邊的朋友談論起自己在九龍城寨的所見所聞，朋友每每瞪大眼睛問他：天，你去那裡做什麽？ 這些驚訝並非沒有來由，因九龍城寨的「三不管」狀態久已有之，而那裡的販毒活動、無牌牙醫館、違規架設的天線及非法搭建的屋舍，也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二戰後，一些無家可歸者在九龍城寨附近露宿；上世紀五十年代起，眾多來自中國內地的平民湧入香港，城寨因此成為調景嶺和油麻地之外的又一處臨時居所。之後，政治與社會景況漸趨穩定，這些居所相繼清拆，唯有九龍城寨屢拆而不得，這其中，也牽扯到當時的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聯。 上述關於歷史疑問的探究，並未出現在林保賢與加拿大攝影師吉拉德（Greg Girard）合作的最初版本的《黑暗之城》中。這些歷史問題的追溯以及學術上的討論，直到英文版再版以及中文版面世的時候，才陸續添加至原作中。這是林保賢的有意為之。在他看來，本書最初面世至今已過去二十多年，繼續以口述歷史及影像的方法回溯那段逝去的時光，未免顯得有些單薄，特別是在對於九龍城寨的討論愈發頻繁的當下。 《黑暗之城》一書原本以英文寫成，於一九九三年由林保賢的一人出版社Watermark Publications推出，書中除去吉拉德與林保賢拍攝的人物及街景相片之外，還收錄了由當時香港大學歷史系學生Emmy Lung參與執行的「口述歷史」項目。在一九九○年代的最初幾年裡，三人曾多次出入九龍城寨，與城中的牙醫、臘腸店老闆、家庭主婦和城寨傳教士等各色人等聊天，寫下個體與這一重逼仄昏暗空間相處的經歷。 「聽到的故事多了，我們漸漸發現，原來城寨並不像我們當初設想得那樣。」林保賢告訴我。其實，城外人對這座所謂的「黑暗之城」以及城中人的生活存在諸多「誤讀」，這些「誤讀」來自於成見以及憑空而起的想像。 林保賢本業為建築師，最初造訪城寨的原由，只是單純覺得那裡的建築物有趣。「你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地方像當年的九龍城寨那樣，樓宇如此密集擁擠，居民的生活卻如此有序。」在林保賢看來，如果將九龍城寨當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看待，它的布局雖說並無事先規劃，但在有限的空間及資金支持下，卻能奇跡般地自覺形成一種緊湊（甚至可以用「精妙」來形容）的樣態。頂層天臺既是孩童嬉戲的場地，也是養鴿人馴鴿餵鴿的好地方；看似隨意拉扯的天線足夠將照明的光源從地面一直傳送至十四層；為省錢及貪圖方便而隨意加蓋的樓層，一方面為空間中居住的人群擋去大量自然光，另一方面竟出人意料地提升了樓宇（盡管表面看上去搖搖欲墜）的穩固性。 「說來你可能不信，我們當年在城寨內採訪街坊的時候，從未遇到過什麽麻煩。」林保賢和他的兩位拍檔原本擔心的來自警察的盤問甚至黑社會的圍堵，統統都沒有發生。而且，去的次數多了，他們與一些街坊熟絡起來，一來二去竟成了朋友。 「城寨中的人和你我一樣，過著平凡普通的生活，這也正是我們想要記錄下來的。」林保賢與吉拉德拍攝相片並寫作此書的過程中，以盡可能平視的角度觀察那個空間，以及空間中個體每日面對的瑣碎生活。如果你仔細看那些相片，會發覺吉拉德的人物相片，都是在極近的距離內拍攝的，很有些現場感以及紀實攝影的味道。 「我拍拍建築還可以，人像就拿不準了。」林保賢笑稱，多虧當年在某次聖誕派對上認識了擅長人像攝影的吉拉德，不然這本「影像＋文本」的著作極有可能無緣面世。「也要多謝Emmy，拉近了我們兩個『鬼佬』與被訪者的距離。」林保賢雖然在香港住了十多年，粵語卻一句也講不出，至多聽得懂幾個地名，以及香港人對外國人的慣常稱呼——「鬼佬」。 如今，林保賢已返回英國居住，只是偶爾回來香港看看。我問他今次來港，是否打算去九龍城寨再看看，他笑著搖頭，反問我：「你是說那座公園嗎？」 的確，除去一座模擬當年景觀的模型之外，我們無法從那座在清拆原址上建起的九龍寨城公園中，找到任何關於舊日城寨的痕跡。對於林保賢等人來說，他們對於城寨的記憶，都已隨著二十年前的清拆行動而終止；如今的我們，只有透過書本、動漫和圖片展，盡力搜羅並拼貼自己對於「九龍城寨」這一地名的想像。正如一千個讀者看水滸能看出一千種江湖一般，每個人拼貼出的城寨圖景，也註定是不盡相同的。也許，正是這種因「不同」、「差異」甚至是「誤讀」而生出的神秘感，才令到這座消失了二十多年的圍城，直至今日，仍時常被你我想起。 「很多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城寨故事。」林保賢說：「我的城寨故事差不多已經講完了。」 （原文刊於橙新聞，2016年3月14日。新聞鏈接：https://www.orangenews.hk/culture/100165/%E6%A9%99%E5%B0%88%E8%A8%AA-%E6%9E%97%E4%BF%9D%E8%B3%A2%E7%9A%84%E5%9F%8E%E5%AF%A8%E6%95%85%E4%BA%8B.shtml）

文：李夢 當我們談論藝術史，我們通常會談論藝術家、藝術流派以及傑作背後的故事。但你是否想過從「顏色」這角度來談論歷史呢？美國藝術史學者、策展人斯黛拉．保羅（Stella Paul）在其著作《顏色的故事》（Chromaphilia:：The Story of Colour in Art）中，便由「色彩」切入，回溯藝術史中顏色被運用、被闡釋以及被想像的往事。本書中文簡體版用大開本、銅版紙，配有200多幅印製精美的畫作，真真宛若一座「紙上色彩博物館」。 《顏色的故事》依紅、橙、黃、綠等色彩分為10個章節，文字好讀，絕沒有我們慣常印象中歷史書或學術著作那般枯燥。作者在引言中即點明：色彩是藝術最偉大的資源，「既廣泛存在又難以找尋，既轉瞬即逝又充滿驚喜」。之後每一章節的史實回溯及闡述中，又不斷讀解不同年代、不同社會及文化背景的創作者們，如何從同一種色彩中找到多元的甚至是迥然相反的表達與創想。 且以綠色為例，在魯本斯的畫作中，綠色是感官的愉悅；在印象派莫內筆下，綠色是自然界的明亮與純粹；而在野獸派馬蒂斯的肖像畫中，女子面孔被塗抹以綠色，而此時的顏色不再是寫實的載體，而成為畫家想像的依託，甚至某種「反叛」的象徵。同樣的，紅色、黑色乃至白色，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藝術家筆下，各有意涵，故此藝術中的色彩變得神秘難解，欲說還休。 正因為這樣的多義難解，畫中色彩才更有魅力，而這也是藝術本身的魅力，不是嗎？ （原文刊於《頭條日報》專欄「在島上讀書」，2024年5月6日。）